他们，他说这叫什么艺多不压身，我看啊，他这是比扁罐他们还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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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油，苏轼，苏辙，在石薇回来之后，便不再出尉氏了。

　　这段时间里，苏油和两人每日里打磨十大建言，苏轼和苏辙也对苏油的政治主张有了清晰的认识。

　　应该说，十件事里边任意一件事成功，对大宋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而且很多事情，离不开苏油的亲力亲为，不管是王珪和蔡确，要想料理妥当，那是不可能的。

　　于国有益，不可替代，苏轼总算是明白苏油为什么职务一直没有下来，可他却好像一点不担心。

　　到了苏油这样的层次，就好像当年王安石进京，任职仅仅是一个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样。

　　职务对他们而言，基本就是个形式，根本无足轻重了。

　　有苏轼和苏辙在，苏油都懒得再动笔，每日里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拿出来和苏轼和苏辙讨论，然后叫二人代笔就行。

　　这就是枪手，而且这俩枪手的水平之高，古往今来，一共也就八个。

　　其中民族风气与国格两项条陈，完全是苏轼在领会苏油的意思之后，独立起草。

　　这本身也是苏轼的强项。

　　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气，在苏油看来，其实是在完成农耕文明的发展格局之后，便已经凝聚成型。

　　仁、义、礼、智、信。

　　孝、悌、廉、耻、勤。

　　忠、勇、敬、恕、谨。

　　俭、忍、善、宽、和。

　　这些固然是美德，但是仁近懦，善近伪，智近奸，信近迂。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那就是几乎每一项美德，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恶俗与之相伴，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苏轼宏文滔滔，从三皇五帝开始，剖析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故，以及这些变故对民族风气和民族性格的塑造，发生了那些关键的作用。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宁之前，与熙宁之后，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又发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

　　苏轼的文章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外战争，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

　　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自大与自卑，保守与务虚，怯懦与盲动。

　　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积进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纠正这种状态，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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