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厘山会议后，赵铭的事情便多了起来。

　　一方面要处理苏松常的军政事务，另一刚面，又要处理党务。

　　这让他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被各种事情淹没，急需要扩大班底，来帮忙处理事务。

　　此时，朝廷那边的旨意还没下来，苏松常的军政事务，短时间无法理顺，赵铭便先投身于党务建设。

　　在返回苏州后，赵铭首先献金三十万两，钱谦益等江南士绅和商贾，也纷纷献金，共计得白银六十万两，作为国社党的经费。

　　赵铭作为华兴公司最大的股东，长期以来，东海镇的钱，就是他的钱。

　　最近赵铭决定结束这种状态，将公库与私库分开，才知道自己有了很多钱。

　　因此他一下拿出三十万两，作为社党经费，而不少江南士绅和商贾，也是积极投献。

　　江南士绅在晚明时期，是出了名的贪财吝啬，这次能这么大方，一是要感谢傅上瑞的衬托，二则是赵铭振兴苏松的战略。

　　明朝从太祖时期开始，就推行抑制商业的国策，到嘉靖年间百姓还再交实物税，直到一条鞭法推行，才逐渐激活江南经济，使得江南的工商业，在晚明时期迅速发展。

　　但是商业发展的同时，朝廷禁海，限制商业，重农抑商的态度却并没有改变，或者说朝廷没有为江南工商业做什么事情。

　　江南商业的发展，朝廷没有参与，士绅商贾只能通过冒险走私赚取银钱，而走私乃非法之举，便只能官商勾结。

　　这便使得东南士绅和商贾，对于朝廷并没多少感情，不寄希望于朝廷来维护他们利益，只求朝廷不来分他们的蛋糕，走向官商勾结，依靠东南官员来维护利益的道路。

　　而赵铭推行振兴苏松的战略，推行上海开埠，鼓励发展工商业，则是直接官府参与，花钱投入，东南士绅自然要支持赵铭和他的国社党。

　　虽说赵铭的口号是“为国结社，结党为公”，但是真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完全的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那样太过理想主义，国社党必然难以成功。

　　通常而言，正义的口号，都只是吸引一些年轻人，给天下人看的，而背地里，可能并非那么一回事儿，国社党必定是需要代表某一些人的利益，获得一个阶层的支持，才可能发展壮大，并夺取政权。

　　现在社党接受江南士绅和商贾的献金，肯定就要为他们发声，适当的维护他们的利益。

　　在社党获得一大笔银钱之后，赵铭并没有迅猛的去扩张国社党，而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花费银钱，在太湖之畔，修建一所书院，用来传播国社党的思想，其次，以较低的价格从华兴公司，购买了商务印书馆，并委任陈子龙为本部宣传司长。

　　赵铭的意思是，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国社报馆，一方面原来翻译西夷书籍的事情，照样继续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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