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鄂木斯克的时候，双方还在为中亚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问题争吵不休。吴川和托洛茨基碰了面，但并没有回答对方提出的两国边界的确定，也没有对其提出的全球输出革命理念加以支持。吴川对其给出的答复是：“我需要和列宁同志及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足够的交流，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意见。我现在是代表共和党及中国人民来和俄国同志及俄国人民进行交换意见的，不知道俄国人民究竟想要什么之前，我不会代表中国人民给出肯定的答复。”

　　托洛茨基虽然感到失望，但也客气的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吴川的立场。他希望在对方抵达莫斯科之后，能够就自己的问题给出确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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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鄂木斯克，吴川停留了三天，同在鄂木斯克的一些中方人员进行了交谈。通过和这些人士的交谈，吴川发现虽然当地民众协助红军打垮了高尔察克军政府和赶跑了哥萨克们，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当地依然是少数派。刚刚完成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富农和中农占据了大多数代表的位置，鄂木斯克新闻社指出：“乡执行委员会的成分都是富农，重新选举也是没有希望的。”

　　这也难怪托洛茨基着急上火了，因为中国军队驻扎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使得红军没办法以严厉的手段镇压当地的富农，从而纯洁当地的苏维埃。这也是托洛茨基期望中国军队撤离，把西伯利亚地区完全交给红军的目的之一。

　　而叶声等中国军方代表则不愿意把西伯利亚铁路交还给红军，哪怕是徐景魁和夏阳也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现在的红军军纪太坏，按照叶声的说法，这些红军将士和哥萨克的作风并无本质的区别。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交给他们，必然会引发当地的武装叛乱，并使得他们的后勤遇到问题。

　　因此徐景魁提出，至少缓上一两年，让他们在新疆先开垦出一片根据地出来，也让红军的军纪整顿完毕，再逐步将铁路控制权交还回去。拿回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又控制了斜米到巴尔喀什湖的农垦区后，徐景魁认为只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这一地区的粮食就足够用于对北疆的开发了。

　　3月23日早上，在托洛茨基的陪同下，吴川江浙湖汉北换乘了一列专列直接向着莫斯科而去了。五天后，吴川抵达了莫斯科车站，途中他只要求在图拉省的克拉皮文县停留了几个小时，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座县城居然在内战中受到了影响，他所住过的那座旅馆已经成为了一堆废墟，连带着后面的树林都烧毁了，看着这副模样的废墟，吴川自然是不可能再找回放在这里的钱包了。

　　至于在这里丢失的电脑，吴川最终还是放弃了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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